真实，如同真理，是简单而明确的，诸如一加一等于二，二减一等于一。可是，世界上单纯的真实几乎是不存在的。真实总是通过人的观察、记忆、陈述、判断而存在。所以，当“人”的因素牵涉进来的时候，证明真实也就如同证明真理一样，有时候就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甚至令人绝望。

　　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和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错案冤案假案亦时时发生。美国广播公司有一个《48小时》的专题节目，近年来揭露了很多错判的案子。比方说，很多年前，有一个男人不巧在一个错误的时刻来到一个错误的地点，就被人指认为杀人凶手。法庭上，检查官步步逼近，振振有词。这个男人既请不到优秀的律师辩护，又在人证物证面前百口莫辩。于是，陪审团便相信了检查官的推理，判处男人终身囚禁。几十年之后，经过DNA的再次测验，才发现凶手不是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对于真实的追索和证明是何等困难。

　　其实在法庭上，那个男人已经说了真话，道过真情。不过，他那个版本的真实得不到大家的相信，因而他所谓的真相似乎不成为真相。如果不是DNA那样的科学技术发现，某些后来被证明了的真相恐怕会永远石沉海底、不见天日。所以，人世间的所谓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需要经过证明并且被人相信的真实。

　　为了证明真实，证据和证人便变得非常重要。为了说服别人和推理便变得非常关键。为了收集证据、证明证据，为了说服听众、赢得听众，律师的职业便应运而生。美国律师的数量在世界上名列第一，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依我自己的经验，大凡与律师打交道，总是在说不清真相、证明不了真实的时候。

　　记得一年夏天，我照例将自己的车停在公司的停车场上后便去上班。

　　午餐时分，一个陌生人走进来，在走廊上寻寻觅觅地探问。

　　“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我站起来，向他走去。

　　“我是过路的，看到你们停车场上有大树倒地，进来通知一声，好像有车被砸呢。”他好心地说，一边伸手向玻璃窗外比划。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出去，一时不由心跳加速、头痛欲烈。

　　那是我的银色新车，还来不及替它办妥全额保险，便压在树枝之下，倒地不起，车窗崩裂、车身毁坏，面目全非。

　　我非常心痛，便一语不发地回到办公室，手脚冰凉地继续工作。

　　那个下午于是很热闹。大家走进走出地议论着，有人高声说话，有人围着现场拍照存证，有人则打电话给房东、给保险公司、给律师。

　　房东赶到的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了。“我请了人来作紧急处理。真抱歉，发生这样的事，我很难过。”他说。

　　“那么，你是会负责的？”我问，“无论谁在这幢大楼上班，生命和财产都必须受到保障，对不对？”我心里不痛快，话不由地尖锐起来。

　　“是的，我拥有这幢办公楼十几年，买了十几年的意外保险，从来也没有派过用场。这次，保险公司绝对会理赔的，不要担心。”他拍了拍我的臂膀说。看得出来，房东是个和蔼善良的老人，虽然年过70满头白发，却手脚利索、腰骨硬朗。

　　在美国，损坏东西要赔不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还是一条恒古不变的法律，尤其在财产的归属、财产的责任以及财产的保险方面，美国人向来头脑清楚。比方说，沿街的工厂商家必须承担过路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责任保险是必须要买的，以防万一。同样的，办公大楼的房东除了用户在室内的安全之外，室外的安全也在他的责任之内，因此，停车场的保险一定少不了。

　　房东果然二话没说，很爽气地将我的损失上报。可是，事情到了保险公司那里，突然变得复杂起来。关键问题在于肇事的真实和真相。

　　“经过调查，我们决定不作赔偿。因为事故的真实原因是大风造成，而非人力造成。暴风将大树吹倒在地，砸坏了你的车，属于上帝的旨意(act of God)，不在赔偿之内。除非，你能够证明事故是由于房东的疏忽引起的。”保险公司这样通知我。

　　我几乎跳脚。

　　为了证明事实的真相，我东奔西忙，搞到三份非常重要的报告。

　　第一份是关于气候的报告。在美国海军沿海基地有关人员的推荐和协助下，我收到了内华达州美国西部气候研究中心传真过来的天气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出事那个时刻那个地点的风力是每小时12公里，气候非常非常的正常。

　　“微风，天空晴朗，无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后来在电话上解答了我的问题。这份报告足以证明，大树倒地不是上帝的旨意，非天为也。

　　另外一份是树木专家写的鉴定报告。我请到的树木专家在实地勘察之后写下了白纸黑字的鉴定报告。报告指出：“大树倒地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缺乏定期的维修和霉菌损伤。”这份报告足以证明，大树缺乏定期的检查和保养，是房东的责任，实属人为也。

　　最后一份则是证人的证词。公司的同事都是我的证人：“什么暴风雨，晓也不晓得。”他们异口同声地签字作证。

　　报告送到保险公司，请他们重新考虑。

　　几天之后，保险公司也送来了他们的证据。一份是当地的报纸，报道那个下午气候异常，有暴风，风力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

　　第二是他们自己的树木鉴定书。他们请的树木鉴定专家写下如此评语：“此树外表正常，显然经过定期维修，内里亦无异象。若无暴风，当不至于催倒。”同样的白纸黑字，无可挑剔。

　　保险公司也有证人，是一群房东请来对事故作紧急处理的工人。“当时的风很大，树叶满地。我们清理得很辛苦。”他们斩钉截铁地说。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故，追根究底弄来弄去的，居然衍生出两种真实。两种真实南辕北辙，却都凿凿有据。

　　保险公司坚持不赔偿。我只好去找我的律师安东尼。

　　安东尼律师是个熊腰虎背的大个子美国人，树桩似地杵在办公桌后面，肩膀宽大而肥胖，动作缓慢而用力，屁股下面的一张椅子像玩具似地摇摇欲坠。他一边点着那大得有点繁重的头颅，一边将粗短而茁壮的手掌像蒲伞似地撑着桌沿。

　　“我决定接手你的案子。”说完这句话，安东尼律师便吝啬地闭了嘴。他的嘴角故作镇静地收拢着，眼睛却因为亢奋而显出激动的光彩，这种表情不由让人想到在森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待猎物出现的守猎人。

　　“你收集的材料很完整，出乎我的意料。”安东尼律师挪着笨重的身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对我笑了一笑，表示非常满意。他的笑容中有一种类似天真无邪、推心置腹的诚恳。

　　安东尼律师也对事件的过程和事实的真相不感兴趣。他和其他人一样，在事故发生之后，要寻找和谈论的，除了证据，还是证据。

　　证据和证明，对律师而言，可以肯定或者否定一件事情；对于当事人而言，可以赢得或者输掉一场官司。

　　安东尼律师和保险公司的人谈判来谈判去地谈了几个月，双方仍然谈不拢。

　　“上法院，让其他人来裁夺。”安东尼律师作了最后的决定。

　　所谓的“其他人”便是法官和陪审团。

　　法官是法庭上的权威人士，他的职责在于解释法律以及确保法庭上各路人马正确行使法律。陪审团，则是真正聆听真实、研究真实、判断真实、决定真实的一批人。他们的决定会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命运。

　　陪审团通常都由一般的老百姓组成，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我始终不太理解，在美国这样一个对任何体系和体制都十分讲究的国家，为何如此重要的陪审团居然是由一群没有法律常识以及专业训练的芸芸众生组成。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道理。陪审团的特点在于它的代表性，它代表了社会的多数。尽管“社会的多数”不一定代表着正确，不过它至少意味着公平和公正，一种非常实际的公平和公正。如果大多数人说是、说真、说对，那么，总有其是的、对的、真的道理，你最好承认它的是、它的真、它的对。同样的，如果多数人说否、说伪、说错，那么总有其否的、伪的、错的道理，你必须要接受它的否、它的伪、它的错。

　　美国其他许多事情又何曾不是这样，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和认同的真实便是社会所愿意承认的真实。

　　这颇像历史的事件。

　　历史上的真实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可以证明的真实，像意大人伽利略的理论。当初伽利略提出地力论，认为地球是自转的。这个理论被大多数人否认。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地球是固定不移动的，万物围绕着地球而转动。在这种情况下，伽利略仍然固执己见，所以成为疯子、罪犯，关入大牢。好在，地力说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来证明。不久之后，真理得到证实，真实得到证明，伽利略便成了伟人。

　　第二种是无法证明的真实。历史上所有形而上学的理论几乎都无法证明。哲学的、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政治的、社会的。于是，它们的命运始终由多数人来决定，不是由同时代的多数人来决定，便是由子孙后代的多数人来决定。我们常常用“流行”一词来形容被社会上多数人追随的时尚或者思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第三种情形是两刃锋刀，在证明它是的同时可以证明它否，在证明它对的同时可以证明它错，在证明它真的同时可以证明它伪。就像我们的这个案子，两厢意见非常极端，找不到中间地带。

　　我后来觉得，两刃锋刀似的真实也许才是真实存在的原本形态。事实上，停车场上的大树突然倒地，说不定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天为的因素。于是，在不同人的眼中，真实会有不同的形态；在不同人的口中陈述出来，真实会有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之下，真实会有不同的结论。

　　问题是，这种真实的形态从来都不被当事者接受。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将它归类：最好能够归到第一类，用DNA那样的方法来证明；如果无法归到第一类，那么就归到第二类去，由法官和陪审团定夺，由大多数人裁定。

　　“送给陪审团来裁定对我们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安东尼律师对我说，“仔细想想，陪审团是什么？陪审团只是一群没有法律常识的工人或者农民，老师或者职员，退休的老头或者老太。他们凭common sense(直觉)来判断问题。”安东尼律师突然说得有点兴奋过度，五官难得地活跃起来，身体也轻盈了不少。

　　这倒是真的。社会上大多数的普通人，衡量和判断真相、真实的标准与其说是法律的，不如说是道德的。一件在法律上有争议的案子，在道德上便十分简单。像损坏东西要赔偿啦，像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家消灾啦，这些普通老百姓的道德标准，可以很恰当地运用在我们的案子上，足以增加我们赢的价码。

　　上法庭之前，安东尼律师和我作了一次十分认真的谈话，教导我如何应付保险公司律师的问供和答供。

　　“永远讲真话，这是原则。”安东尼律师的眼睛盯着桌子，若有所思：“其实，这件事的真实，一句话便可以交代清楚：你上班时把车泊在停车场，停车场的大树倒下来，砸毁了车。就是这样，对不对？”他抬头问道。

　　我有点吃惊，没有想到胖乎乎、看似糊涂的安东尼律师对于事故的来龙去脉了解得非常透彻，归纳得也很道地。

　　“不过，对方律师的目的不在真实，而在破绽。只要抓到你的破绽，他们就会把垃圾通通倒在你的身上。所以，有的问题，宁可不答，不要乱答。”他继续说道，“不回答的方式有四种：第一，说不知道。第二，说记不得。第三，反问对方律师，你的意思是什么。第四，可以倒打一耙，问对方律师，你要我乱说乱猜吗。”安东尼律师一口气便把要交代的事情统统交代清楚。

　　得到安东尼律师的秘诀，我果然在问答的时候左右逢源。问我和内华达州美国西部气候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谈些什么，我说，记不得。“记得也不告诉你”，我心里说。问我请的树木专家有没有实地勘察过现场，我说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我心里又说。

　　后来才发现，“不知道”和“记不得”其实是两个非常不好玩的答案。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是在问供和答供时用了这样的词，结果被检查官斯塔尔抓住破绽，搞出36箱的证明材料来反击。老谋深算的美国总统差一点就跌倒在这两个词上。

　　尽管如此，“不知道”和“记不得”对我而言，仍然是两个非常神奇的答词。它们不是逗号、句号、感叹号，而是省略号，一个让人费解、令人琢磨的省略号，代表着一种闪烁其词的不确定、一种心照不宣的小秘密。在不确定和小秘密的背后则是稳妥而扎实的挑衅，非常厉害的挑衅。

　　既然真实已经不重要了，还有什么更重要？我索性将安东尼律师的秘诀发扬广大起来。

　　“什么，形容现场的乱？我建议你到城市图书馆查阅一下魏伯斯特大字典，里面有关于‘乱’的详细解释。何需我多事？”

　　“经济上的损失？你要我估计吗？除了车子本身的损失之外，还应该加上租车的费用、购买新车的费用、上班时间的损失、打电话与保险公司理论的损失，包括电话电传邮票信封信纸的费用、律师的费用、法庭的费用……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用十页纸写一份报告。”

　　对方律师手里的笔突然掉了下来。“啪”地一声，很惊人地掉到地上。

　　“你很累吗？要不要休息一下。安东尼律师，请人倒杯水给这位先生好不好。”我颐指气使，心里快活得不得了。

　　周一的时候，安东尼律师来电话：“保险公司希望庭外和解，你意见如何？”

　　“你的意见呢？”我反问道。

　　“我还是认为上法庭，由陪审团来裁决对我们比较有利。”他非常平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可是，我很累，觉得没有意思。这件事情搞到现在一年有余了，谁还在乎对错真伪。”我说的是真话。

　　“好吧，那就照你的意思办。毕竟，这是你的案子，由你决定。”安东尼律师断然改口。他不愧是一个专业的律师，转弯的借口和分寸都掌握得十分恰当。

　　就这样，双方依据共同的意思在庭外和解了。

　　看来，法律有时候并不是关于真实和真理的，而是关于妥协和协商的，关于度量及交易的，也是关于耐力和毅力的，就像任何其他商业上的生意一样。

　　赔偿事件结束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到的恰巧是美国广播公司正在播出新一期的《48小时》。那天报道的一桩错案，惊心动魄，不能不让我对“真实”的问题又有新的认识和思考。

　　事情发生在14年前的一所私立幼儿院。私立幼儿园的三个教师被告“儿童性骚扰”送入监狱。幼儿园因此被查封，孩子们也被送到其他学校就读。

　　法庭上，负责此案的检查官当众播放一段录像带，是四个幼儿园的孩子分别与警察局护理人员的谈话。在对话中，孩子们异口同声地承认，教师们确实有过不当的行为。这段录像带是法庭上的唯一证据，陪审团在看了录像带后很快就作出裁决，判三个教师有罪。陪审团的理论是：孩子不说慌。

　　孩子不说谎的理论在十几年之后被推翻。事实是，儿童在某些压力和诱导之下，会说谎。这个案子经过重新整理和研究，专业的儿童行为和心理学家发现当时四个孩子所说也许并非真实。

　　于是，录像带被完整地未经剪接地播放出来。录像带上，警察局护理人员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孩子们同样的问题。孩子一开始统统否认，后来便是困惑，便是不知所措，便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比方说，警察局护理人员一开始询问教师有没有做不恰当的事，孩子摇头说没有。护理人员接着说，某某人说有的，孩子摇头还是说没有。护理人员接着又问，教师到底是在哪里作不恰当的事，是睡觉的房间呢还是游戏的地方，孩子于是说，在游戏的地方。

　　儿童心理和行为专家为此作了一个实验，让一些正常的孩子来回答同样的问题。结论是五花八门：有的指证自己的医生犯罪，有的指证自己的父母犯罪，还有的指证问话的人犯罪，点着问话人的鼻子说：“是你呀。”

　　14年前被定罪的三个私立幼儿园的教师，年长的一位在两年后去世，年轻的男教师至今还在坐牢，年轻的女教师在保释之后，四处奔走，要求法庭重新审理此案。在最近的一次听证中，法官不允许当年孩子们的录音带成为证据，在法庭上播放。那么，这个案子将因为毫无证据而不成立。

　　如此看来，对真实的认知和判断，并非像真实和真理本身那么简单。对它的认定，不但有待人性的发展，还有待科学的发展，不但有待诸如DNA那样实验科学的发展，还有待诸如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