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奥斯卡之夜是本世纪内的最后一次电影盛会。世纪末的电影盛会非同寻常的隆重、非同寻常的华丽，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惊奇。

　　首先是颁奖日期的改变。在奥斯卡71年的历史上，颁奖典礼向来在周一举行，例外的只有三次：洛杉矶水灾泛滥的1929年，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下葬的1968年，以及里根总统被刺的1981年。而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却出人意料地改在了周日的晚间，除了商业方面的考虑之外，似乎并无特别的道理。结果，却偏偏事与愿违地使收视率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其次，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不但获得最佳外语片奖，编剧、导演兼演员的意大利人罗伯托·贝尼尼还一举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殊荣。心甘情愿地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让给一个外国人，在美国的奥斯卡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但比起上述两项，奥斯卡将荣誉奖颁发给导演库杉(Elia Kazan)时的尴尬场面，则更让人感到奇怪。

　　从道理上说，奥斯卡荣誉奖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终生成就奖，每年只选出一名，颁给在电影史上有杰出贡献的个人。它的评选原则非常严格，评选委员会成员必须亲自到场投票，不可请人代理。今年的奥斯卡荣誉奖在几经周折之后，最终颁给了库杉，以肯定他“在长久、杰出以及不可比拟的电影生涯中，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创造而给予电影事业自然而深刻的影响”。

　　可是，当89岁的库杉在妻子的扶持下，步上台来接受本届奥斯卡荣誉奖时，观众席上的人顷刻一分为三：三分之一的人起立鼓掌，情绪热烈；三分之一的人拒绝鼓掌，神情冷峻；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则表现得不冷不热。坐于前排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便属于这最后的三分之一，含蓄的笑容，节制的手势，显得地道而绅士。

　　不过几分钟之前，当意大利人罗伯托·贝尼尼获得大奖时，场面还是那样的振奋和轰动。罗伯托·贝尼尼疯狂地跳上椅背，拼命挥舞臂膀，差点一跤跌在斯皮尔伯格的身上。是斯皮尔伯格用力伸出双手，一边小心地扶住罗伯托·贝尼尼，——这个抢走自己导演的《拯救大兵雷恩》中男主角汤姆·汉克斯风头的家伙，一边却和大家一起笑得心花怒放、无怨无悔。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反而使世纪末的奥斯卡荣誉奖成为一个争议？

　　获奖后的库杉致词道：“谢谢各位。很高兴听到对我的肯定，我感谢奥斯卡评委会的鼓励和宽容。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年来，我经常有机会与奥斯卡评委会一起工作，他们是一群很棒的人”，“我还想谢谢，马丁，你在哪里，还有，巴比·德尼若(指两位颁奖人)。非常谢谢你们各位。我想我可以退下去了。你们还要我说些什么吗？”

　　“你们还要我说些什么吗？”71年来的奥斯卡典礼上，这样一句答谢词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此时此刻，场内场外确实有很多人正在观望库杉的出现、等待库杉的道歉，甚至，还有人在抗议库杉的得奖。

　　可是，库杉停顿一下之后，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舞台。

　　当库杉抽身退下的时候，舞台侧面的灯光跟随着他，他雕塑般的鼻子显得坚毅而骄傲，他微眯的眼睛却有着一丝茫然和疑惑。

　　在美国的电影史上，库杉的名字是与经典的戏剧作品《推销员之死》、经典的电影作品《欲望街车》连在一起的，不过，他的名字也和麦卡锡主义连在一起，与告密者和黑名单连在一起。

　　这是一段令人无法忘却的历史。

　　年轻时的库杉是一个左倾艺术家。从耶鲁大学修完戏剧之后，库杉便成为左翼“团体剧院”的演员和助理经理。纽约大萧条时期，“团体剧院”以其独特的艺术和政治活力集合了一批思想激进的艺术家、作家和演员。库杉一度还是一个共产党人。1936年之后，库杉因为观点分歧而离开共产党。即便如此，在以后长期的戏剧电影工作中他还始终与圈子中的斯大林运动中坚分子保持密切关系。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概是比较幼稚和容易冲动的，有理想而充满激情，不像现在的人，冷静而势利，现实而成熟。根据库杉当年的朋友华尔特回忆，他曾经介绍库杉与一些非常左倾的团体成员会晤。他们在一起交谈，喝酒，气氛总是非常融洽。库杉甚至对华尔特说：“这些人是我所信任的朋友，这些人的立场是我无法拒绝的。”

　　在自己六百多页的回忆录中，库杉承认：“很多年来，我宣布自己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左倾的人，并且，诚心诚意地相信这一点。”他的政治倾向一直坚持到50年代初期。

　　50年代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的结盟也随之结束。东西方冷战开始，东方的共产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于是，以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代表的麦卡锡主义以及以国会非美行动委员会为主体的肃清左翼分子的势力，逐渐扩张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曾经被国会非美行动委员会主席、德州众议员马鼎指称为“共产主义温床”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

　　好莱坞的十大电影人首先被传唤。在国会听证小组面前，十大电影人采取不合作态度。其中一位当事人后来回忆道：“这些人(听证小组成员)一再问，你是共产党人吗？你知道谁是共产党人？”他继续说道：“我可以告诉他们真相，可以，但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会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便恨透自己。”十大电影人因为拒绝坦白，拒绝交出名单，便被控之以藐视国会的罪名下狱。

　　接着，轮到了库杉，时间是1952年4月10日。在国会听证小组面前，库杉主动交出了一批左翼人士的名单，包括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这些人从此和其他几百人一起被列入好莱坞的黑名单，从电影圈被驱逐，而且终身不得受雇。

　　有十大电影人坚持原则而下狱在前，又有库杉出卖同行保全自己在后。于是，这场政治迫害中，库杉的名字便和十大电影人的名字一起流传。

　　不知“告密”有没有同义词。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或许是“大义灭亲”吧。库杉在交出左翼朋友们的名字之后，就曾经以“大义灭亲”的理由，在报纸上为自己辩护。他说，在与共产党人交往的经验中，他意识到共产主义的活动是危险的阴谋，应该公布于众，让老百姓和国家有关部门有所了解，“所以，我决定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毫无保留地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但即便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库杉的辩词仍得不到大家的认同。

　　一个人可以有信仰或者没有信仰，可以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从左翼走到右翼，或者从右翼变成左翼。可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将朋友踩下地狱去的行为从来得不到任何人的谅解。它像一个洗不干净的污点，粘贴在金黄色的奥斯卡荣誉奖的奖座上，使其原本的辉煌黯然失色。

　　其实，在人心的天平上，衡量告密者和大义灭亲者，如同衡量小人和君子一样，是有其恒古不变的标准的，结论也总是干脆的：前者遭人鄙视，后者受人尊敬。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美国广播公司重复播出过一个“大义灭亲”的故事，它给人的感受是如此的不同。

　　主角是一个联邦调查局的资深官员，他在与罪犯纠缠搏斗的几十年中，破案无数。一个宁静的深夜，在自己宁静的家中，他从剧烈的电话铃声中惊醒，并被同事告知，附近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对年轻恋人，被罪犯射杀于坐车之内，血流满地。

　　当主角准备着手调查此事时，他的儿子打电话来：“父亲，我杀了人，不能回家。”儿子的坦白让父亲震惊不已。

　　“过几天再与我联络，我会告诉你怎么做。”父亲在电话中对儿子交代道。父亲需要时间搞清楚状况，也需要时间理清楚思绪。

　　在以后几天的调查中，所有犯案的线索和证据都指向儿子，父亲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我也许可以袖手旁观。如果儿子没有在电话中向我承认他的罪行，我也许可以袖手旁观。如果这不是一件谋杀案，我也许可以袖手旁观。”父亲后来回忆道。

　　结局就这样安排好了。在父亲与儿子见面的地点，父亲带领下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一举逮捕了儿子。

　　法庭上，儿子被控以一级谋杀。父亲在证人席上发言，回答问题，为儿子辩护。在父亲的眼中，儿子依然是一个好孩子，一个从前不做坏事也不犯错的好孩子。讲到情深之处，父亲老泪纵横。

　　陪审团依法量刑，判处儿子死刑。

　　晚上，儿子从监狱中打电话给父亲：“我很抱歉，父亲，也为你担心，你还好吧？”儿子问道。

　　“你怎么样，里面还好吗？”父亲说。

　　“我没有事，不要为我担心。”儿子回答。

　　一个把犯罪的儿子送交给联邦调查局的父亲将如何面临孩子的死刑？记者曾经这样问他。

　　“陪伴在他的身边，和他在一起，好好地准备着他的离开，如同当年在婴儿房里，准备着他的到来。”父亲说。

　　“大义灭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边是自己的骨肉，一边是社会的正义。放弃自己的亲情以换取社会的正义，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牺牲。人们谅解父亲的难处，欣赏他的勇气，对他的家庭因此而遭受到的近乎灾难的牺牲报以极大的同情。

　　这就是人们衡量小人和君子的标准。

　　在内心深处，库杉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的心里是清楚的因而也是孤独的。告密者就是告密者，小人就是小人，冠冕堂皇的说词改变不了事实。事实是，库杉为了自己而把朋友、同事以及学生交出去，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周围人的利益。

　　所以，库杉在回忆录中继续写到：“直到那个时候，我才认清我自己，真相是，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我喜欢攻击别人，但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唯一所在乎的，就像其他艺术家所在乎的一样，只是我自己。”

　　两年之后的1954年，麦卡锡的行为遭到国会申戒，这位曾不可一世的参议员被国会指责为“损害国会的尊严”，“不诚实，不名誉”。麦卡锡主义也终于被证明是错的。

　　政治的扑朔迷离，它在开玩笑似地转了180度之后掉头了。那么，库杉呢，毁灭朋友的事业、前途换来的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告密者的符号。当一切烟消云散、风平浪静之后，政治和历史留给告密者的，是永远的尴尬。

　　世纪末的奥斯卡荣誉奖无可避免地将积满尘埃的历史重新摆到人们的面前，当步履蹒跚的库杉出现在奥斯卡之夜的时刻，告密者便重新成为一个议论的话题。

　　是的，历史教会了人们很多东西，可是告密者却从来也没有销声匿迹过。现成的就有一个，她叫琳达·川普。当奥斯卡颁奖典礼在西部洛杉矶热闹登场时，东部马里兰州的法庭上正在审理她侵犯他人隐私的案子。

　　琳达·川普是五角大楼国防部的公共关系助理，家住马里兰州，一度是大名鼎鼎的莱温斯基小姐的密友。琳达·川普和莱温斯基小姐都是从白宫转去五角大楼的政府工作人员，唯一不同的是，琳达·川普没有道理地恨透克林顿总统，而莱温斯基却是没有道理地爱死克林顿总统，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时便免不了谈克林顿总统。

　　二十出头的莱温斯基只身在外谋生，便把琳达·川普当作最可信赖的朋友。她们要好得到了分饮一杯水、分吃一个三明治的地步。莱温斯基对琳达·川普几乎是无话不谈，甚至把自己最大的隐私也一并倾吐，包括她和克林顿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暧昧关系。她们两个就这样谈着谈着，谈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琳达·川普在莱温斯基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她们之间的谈话一五一十地录下音来，并将这二十多卷录音带直接交给了正对克林顿穷追猛扛的独立检查官斯塔尔。

　　这些录音成为后来审判和弹劾克林顿总统的主要证据，也是让莱温斯基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恶梦。难怪莱温斯基小姐在联邦大陪审团前作供时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我恨琳达·川普。”

　　如果说当年的库杉是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压之下成为一个迫不得已的告密者，那么琳达则是一个无端惹事生非、并且幸灾乐祸的告密者；如果说库杉的告密是损人利己，那么琳达·川普的告密则是损人不利己。

　　居住在丹佛的美国女作家茱迪思·布莱尔就此特地为美国职业妇女写了一本叫《20世纪的女人之间》的书，讨论职业女性如何防范同性告密者和背叛者。她说，琳达·川普是典型的女性告密者和背叛者，她精心而有步骤地与莱温斯基建立起女人之间才会有的友谊和信任，并在朋友毫不设防的情况下从背后捅上一刀、击上一拳，然后，毫不犹豫地滑脚走开，任由朋友在痛苦和羞辱中挣扎。

　　在民众的心目中，琳达·川普无疑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女人。奥斯卡如果有小丑奖的话，琳达·川普应该是最佳候选人。据说，在今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琳达·川普不负众望，获得一个大奖：最不可交朋友奖。

　　可见，不管世道如何变化，人们心中的一杆秤是不可改变的，人们划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也是不可改变的。即便奥斯卡评委会力排众议，在47年之后的今天将荣誉奖颁给库杉，观众席上圈内人的反映仍然是对“尴尬”一词的最好印证。

　　不过，库杉和琳达·川普毕竟是不同的。在美国的电影界，库杉仍然是一名艺术大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人们将他与黑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的告密者和黑名单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名字也必将和他的作品一起载人美国的电影史。

　　况且，时间已经老去，恩怨早就淡化，美国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愿意学习宽容。所以，当库杉站在奥斯卡的舞台上时，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起立鼓掌，反应热烈。

　　三分之一，好坏优劣以及一生功过各占三分之一，人们恐怕就是这样来评价库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