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沙漠一次。从上海出发北上，途经南京、天津、北京。然后西行过西安、兰州，直至甘肃省的敦煌县。

　　那是做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导师郭豫适挥挥手说：“去吧，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于是，导师的两位学生，一个我，一个后来成为我丈夫的他，便拿了学校的经费，西出阳关，来到沙漠。

　　最初对沙漠的印象是从边塞派的诗中得来的。王昌龄的“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写长城边的大漠落日。岑参的“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人天”，记天沙相连的塞外景色。还有，高适的“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李颀的“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古代的沙漠总是征战故事的背景，常常离不开落日、荒草、孤烟、号角、风雪、戎马。

　　车到敦煌，已是黄昏。沙漠辽阔而寂静，如同大海。放眼望去，天高地远，沙海无边无际，唯有风从耳边掠过，人影在黄昏的日光下拖得老长老长。

　　他兴致勃勃地说，走，让我们走到沙漠的尽头。

　　于是，我们拎着鞋、赤着脚往前走去。从脚背上流过的是一股温热而细滑的感觉，像一汪水在旋旋转转地晃动，像一团云在轻轻幽幽地飘浮。

　　我说，沙漠是走不到头的，不如静坐下来以观沙海。

　　我们便坐了下来，背靠着背地看沙海。

　　这时候，风似乎停了，沙漠变得更静，更沉，死寂死寂的，落日外的天也像静止似地凝固着，苍苍茫茫的暮色开始从四面八方升起，来填补失落了时空感觉的世界。

　　此景此情，使我想到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其中“孤”、“直”二字，描绘出茫茫沙漠里无风无雨也无人的空阔寂寥，妙不可言。又想起唐代的边塞诗，俯首咏之再三，居然体味出塞外将士的寂寞。落日、荒草、孤烟，无一不是寂寞心态下的景物。

　　难怪历代沙漠战事多。古战场上的号角、风雪、戎马，毕竟还有声、有色、有人。即便敌我相对，兵刃相接，恐怕也强似独守孤城在荒漠吧。

　　更何况，文学上有这样的设想：假如世界末日之时，荒漠上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人……

　　苏联小说《第四十一》，写的就是孤岛上的一男一女从敌人到恋人、又从恋人到敌人的故事。在一个荒凉而无助的地方，当自然威胁生命、考验生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仇视变得微不足道。人性在这样的场合下显示出它本初的真实，男人与女人发现了他们最原始的关系。

　　他却扫兴地说，沙漠上唯有一男一女是谈不成恋爱的，需要第三个人，一个卖大饼的人。这是鲁迅的话。

　　那次沙漠之行只带回来一瓶细沙。它跟着我很多年，珍藏着一份对沙漠的记忆和感觉。可是，我最后还是没有把它带到美国。它留在国内，像所有其他有形无形的东西一样，永远地留在国内。

　　但是，鲁迅的那句话，这些年来，却越来越使人体会到它的真实、严峻、敏锐、深刻。

　　比方说，为了大饼的问题，我弃文从商以求温饱。又比方说，为了大饼的问题，他，我的丈夫到美国的第二天便去餐馆打工。

　　我改名茱丽亚，一个极普通的美国女人的名字。丈夫改叫杰克，一个此地中国男人最常用的英文名字。我常常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他则对之以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两句话虽然包含着洒脱，却也有着万般的无奈。大饼问题，能够看出人要活下去的勇气和如何活下去的毅力。

　　很久之后，我们各自有了一份正常的工作。然后，好的房子、好的车、好的娱乐、好的假期，一切原来遥不可及的美国梦都因为有了一份中产阶级的薪水而变得轻而易举。

　　有一天，我们在美国最标准的Shopping Mall里走着看着，漫无目的。丈夫突然对我说，我们是生活在沙漠中的男人和女人。

　　周围的灯红酒绿终究是虚是空是幻，而心里的沙漠晚景：落日，荒草、孤烟却变得越来越真实。

　　这是一片心灵和文化的沙漠。

　　到美国来的很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片这样的沙漠。

　　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我遇见过这样一个上海人：他陪太太来试工，太太到车间去，他则心神不定地外面等。他说，他太太刚来美国，出国前是人事科的干部，从来没有打过工。其实，车间里的中国工人有很多出国前是歌唱演员、大学教授，各有一段辉煌的历史。而现在，他们都在从事最简单、机械、重复的工作。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多年专业训练得来的技能随着岁月的流失而逐渐埋没在沙漠之下。

　　我又问他自己来美国多久，他说，一晃五年了。我问他是如何出的国，夫妻分居如此之久。他告诉我，他曾经是上海歌剧舞院的编舞，受旧金山舞剧院的邀约而来的。上海歌剧舞剧院在常熟路一带，非常有名气，上演过《小刀会》、《风鸣岐山》等精彩的大型民族舞剧。

　　那天晚上，我和丈夫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在一群穿梭忙碌的侍者中间，我一眼看到了他，因为他走路的姿态与众不同，《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那种腰背直挺的舞蹈者的姿态。他穿一套侍者的制服，白衬衣，黑长裤，脸上挂着一副职业侍者才有的千篇一律没有内容的微笑。他十分在行地托着盘子，把菜送到客人的桌上，然后仔细地为客人盛汤。

　　那家饭店的生意很好。在那里做诗者，小费一定是很丰厚的。然而，我想，当这位编舞回到家点算小费的时候，他的心里会不会有点失落的感觉。

　　如果在得到大饼的同时，人却不能不失落他的本性和历史，失落对自己喜爱东西的追求，失落为之付出并拥有过的事业，那么，即便腰缠万贯又怎么样呢？在精神上，他会不会满足？在心灵的沙漠里，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还是个贫穷的人，一无所有？

　　有时候，我们不能不为自己做一个选择，并为这个选择找出一千个理由。不过，当这个选择改变了你的命运寸，所有的理由都不存在了，你要面对的只能是它带给你的一切过程和结局。

　　然而，有这么一个老人。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上午，风和日丽。我坐在文学院的长椅子上，看走廊上来来往往背着书包的年轻的学生。想到这是自己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第90天、也是最后一天，心里非常凄凉。这时候，一个美国老人向我走来，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她显得很老，满头白发，拄着拐杖，行步佝偻。她走到我的面前，问是否可以坐我的旁边，因为想请我帮个忙。

　　我这才注意到，老人手里有一本中文的书，上面是中国字。

　　“您是这儿的教授吗？”我问。

　　“不，不，我是学生，我到这里选中文的课。”老人坐下来拐杖置于一边。

　　我教了她几个中文的发音后，她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非常向往东方的文化。然而，一直等到退休，她才总算有了机会和时间到学校来学一点东方的文字，她准备用以后五年的时间拿下一个中文的学位。

　　上课铃响的时候，她神闲气定地拿起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椅背站起来。然后非常满意地谢了我，慢慢向教室走去。

　　这是明尼苏达大学送给我的告别礼物。

　　在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之后，在失落了很多之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最终得到的东西并非我们原先真正想要的，或者，我们现在拥有的并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那么，我们也许还能像那位老人那样，作新的选择，去找回自己喜欢过的东西，在文化和心灵的沙漠中营造一方春意盎然的绿洲。

　　春节的时候，郭豫适导师来信。告知丈夫出国前写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批评史》一书已译成韩文，在汉城出版。很快，译者寄来了韩文版的《中国小说批评史》，封面装帧颇典雅考究，首页有郭豫适导师写的序。

　　这件事给整个节日带来一点兴奋，也重新勾起我们埋没了很久的一些愿望。

　　他在车库里另辟一室，摆上一张写字台、一座台灯。

　　我把电脑搬去卧房，开始写文章。

　　一天午餐的时候，办公室几个中国人去附近饭店吃便餐。进门时，同事买了一份《世界日报》。我们一边坐着等侍者，一边翻报纸。我突然在副刊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我到美国后写的第一篇文章。

　　同事指着我的名字说，这是你吗，你不是叫茱丽亚吗？我说，我用了笔名。其实，我看着自己真实的名字变成大大的铅字，同样的陌生，同样的困惑。真名和笔名又有什么两样，就像要分辨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到底哪个是真我一样没有意义。

　　或者，我们追逐的只是一个影子，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早就消失了的过去。因为我们的意念太固执地要把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粘连在一起，而不顾两者之间是如何的破碎而不相称。

　　沙漠中的人影很长，但它只是一个日光下的错觉，并不是你自己。

　　出国时带的书，现在只有一套《太平广记》还算完整。丈夫把书拆了，一段一段地做卡片，分门别类，以便查阅。他在车库里泡一杯清茶，燃一支烟，一边做着这些事。这使我想起出国前，我们在家各占一个书桌看书、写书、编书的情景。

　　周末两天，我们开始到不同的城市图书馆去寻找中文的书籍。空手而归的路上总要讨论一下如何把留在国内的书籍运过来。最后，我们找到了二家私人的中文阅览室。据说，那儿有中文藏书一万多册。

　　下一个工作日的午休时间，我便驱车前往那家私人的中文阅览室。那里离我上班的地方，还不算太远。

　　中文阅览室坐落在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隅，虽然仄狭，倒也窗明几净。

　　两鬓苍苍的工友帮我办理完借书的手续，又去整理一堆旧书了。交谈之间，他告诉我他退休了，到此地来找点事做。我问他一星期到这儿上班几天，他说五天。我问有否报酬，他说义务帮忙，不取酬劳。他的话，使我对这些在文化的沙漠中努力耕耘的人们生出一番敬意来。

　　中文阅览室有《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之类的文史书籍，还有诸子百家、佛道经典。小说类的从《三言》、《二拍》到张爱玲、琼瑶，林林总总，非常热闹。

　　相隔八九年之后，再次看到印着中国字的书籍，好像见到了老朋友。因为兴奋，不免手舞足蹈起来。一位长者坐在当中的大方桌前读报，也读出了我的心情，他说：“你喜欢的话，何不多借几本，卡车来拖都可以。”

　　“你是这儿的主人吗?”我问。

　　“主人之一吧。”长者回答。

　　“这些书，我以前经常要用的。”房间里有一股特殊的古籍书的陈旧气味，这使我想起以前出版社顶楼的藏书室。

　　“你以前做什么?”长者问。

　　“古文编辑。”我回答，一边想着过去那种“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的日子。

　　“喔，那么，你一定懂老子庄子吧。”长者发问。

　　“以前读过老子，也读过庄子，现在都忘光了。到美国来后，再也没有碰过中文。”我移开眼睛，去查看书架最上一层堆放的古书。

　　“你这个人不会客气，既然不懂老庄，为什么说做过古文编辑？”长者有点生气了。

　　咿，这算什么道理。古文编辑又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人，何况，不懂老庄又不是特别可耻的事。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突然觉得自己思维和问答的方式都非常的美国化。

　　我和长者之间的对话结束时，大家都在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失望。

　　长者在此地辛勤地不求报酬地维持一个中国人文的环境，他的心里也一定有过一片沙漠，一点渴望，一份找回自己的勇气。

　　可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难道，我们在这样的场合寻寻觅觅的只不过是一点过去生活的影子，一点被沙土埋没了很久的自尊和自信？我们大概并不真的去找一本中文的书，一些中国的字，一位同行的朋友吧？

　　问题是，还能不能回到过去，即使可以再次选择。

　　在抛弃自己的过去这么多年后，那位编舞还能不能编出更好的舞剧？在麻木而机械的重复中磨掉了棱角的歌唱演员、大学教授，还能不能重返舞台、讲台，找回他们的才气？我已经不懂老庄了，那么对自己的过去，我还在留恋什么呢？

　　沙漠里的中国人啊！

　　我想起了那一年，我和丈夫在沙漠中的对话：

　　“走，让我们走到沙漠的尽头。”他兴致勃勃地说。

　　“沙漠是没有尽头的，不如静坐下来以观沙海。”我说。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会说出如此富有哲理的话。

　　在沙漠中，人需要有往前走，不断跋涉，继续寻找，一直走到沙漠尽头的勇气，也要有静坐下来以观沙海的从容，方有认识自己的时间和决心。

　　为了在文化和心灵的沙漠中找到一汪清泉、一片绿洲，我们确实需要好好认识过去了的、永远消失了的自己；好好认识现在的、实际的自己。我们需要一点时间、一点决心去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