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节。

　　如果说，在美国各种各样的节日中，万圣节代表的是幽默，总统节代表的是敬仰，老兵将士纪念日代表的是肃穆，那么国庆节，则代表了喜庆和忠诚。

　　住家附近的国庆焰火晚会照例在罗伯森公园举行，一年一度，年年如此。这是百年来城市的传统、规矩，也是城市的历史。

　　地处城市郊外的罗伯森公园，实际上是一块土地肥沃四野空旷的大草坪。常年的晨风夜月、朝露晚霞，滋润得这里连绵的草地茵茵绿绿。因为它地处偏远的东南角，唯有一条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可以抵达，所以平日里人迹罕见、车流不及，使它成为这个日见拥挤的城市中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古迹之一。

　　经过整整一年的空寂沉默和养精蓄锐之后，罗伯森公园总是在7月4号这一天重新活转过来，变得热力四射、神采飞扬。看台舞台和音响是在上午便搭好的。烤肉烤热狗和出售苹果派冰淇凌的帐篷也在中午时分摆弄停当。公园的右边，是养马协会的大牧场。牧场拆了栏栅之后，改建成了临时的停车场。

　　傍晚的时候，夏日的太阳依然旺盛，彩旗气球和广告已经在风中飘扬，城市的乐队在公园的一角轮番演奏着古典现代和乡村的音乐，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在没有路的牧场当中颠簸而去。飞扬的尘土中，混合着青草灰尘和马粪的味道。

　　一对老人携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来到紧邻我们的草地上，他们找了一方适宜而喜欢的位置，正中铺了被单、毛毯、睡袋，周边放几张沙滩矮椅，一角撑出一把遮阳伞，遮阳伞下的食物篮中有水果和刚烤热的汉堡包。

　　女孩活泼可爱，奔来跑去忙前忙后地采摘野草野花、干枝枯藤，忙了半天。坐下来的时候，她伸了伸脚，一不小心便踢到了我们的坐椅，“咚”地一声闷响，惊得她猛然转过头来。

　　从前，这个城市地广人稀，每户人家的后院和罗伯森公园一般显得大而无当、近于奢侈，左邻右舍相距甚远，任何时候都客气而陌生、互不往来。几十年来，城市慷慨而大方地接纳着所有愿意到这里来落户的人家，国庆之夜的罗伯森公园因此而一年比一年热闹、一年比一年拥挤。

　　当旧的人家依然将睡袋压在去年的草地上时，新的人家则携着毛毯相继到来，寻找可能的空隙之地安营扎寨，就像这个国家的新移民，前仆后继地涌来，带着一脑袋的梦想来到人家的地盘、磕磕碰碰地寻找着机会。

　　这些移民，身份不同、背景各异，来到美国之后的故事也便多姿多彩。我认识一个中国移民，他们世代都是广东乡下的农民。移民到美国之后，父亲在一家餐馆洗碗，一天工作14小时。母亲在一家制衣厂踩缝纫机，从来就没有周末。他自己在地区的职业学校修了几门课程之后，到一家高科技公司干初级软件测试工作。没有几年时间，他们便置了新的房子、车子，生活安定富裕，一家人非常快乐满足。他曾经这样对我说：“我很庆幸自己到了美国。在中国，我也许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则完全相反。出国前，他已是大学里的副教授，在很多人眼中，他年轻有为，英姿焕发，前途无量。在想方设法地来到美国之后，他却因为语言不通、环境不适，不但专业无法继续，其他的工作亦不能胜任，高不成低不就，从此一蹶不振，到处混日子，境况连那个广东的农民都不如。最后，他决定回国。回国前，他告诉我：“在美国，我没有任何机会。对我而言，这里竞争的起点和过程都太不公平。”

　　在一片同样开阔的土地上开垦和寻觅，两手空空、没有包袱罩的人或者可以做得更加有滋有味，因为，每一分耕耘都会带来意着想不到的收获。

　　小女孩还在那里看着我，眼光中有一丝询问和歉意。我便宽容地对小女孩摆了摆手，不要紧，没有关系，这不是你的错，人太多，地方又太狭窄。

　　女孩子松了一口气，浅浅地笑了。她笑的模样真是好看，弯弯的眉毛弯弯的唇，秀长的睫毛明亮的眼睛。她翻身坐了起来，用手使劲地将金黄色的长发挽向脑后，露出的前额稚幼而光洁。

　　“你觉得这里要放一串紫色葡萄吗?”她突然向我发问。说完，又低了头，专注地观察手中的劳作。这是一顶用白色的纸盘制作的草帽，上面已经粘了红花绿草，还有几枝枯藤盘绕。

　　“放小小的一串，二三颗葡萄就够了。”我觉得她的草帽已经非常热闹、非常复杂了。

　　“谢谢你的观点。”她客气地说着，一边转过头去，继续进行她的设计。

　　小女孩家的毛毯上，老人正靠着矮椅聊天。他们是外婆和外公，小女孩的父母在当地的超市工作，节假日照常上班。

　　上午去超市购买水果的时候，一个售货的男人一边收钱、一边递过来我的纸袋，和气地说：“节日快乐。”

　　“你呢，为什么还在上班。”我问他。

　　“早就安排好的，总要有人来上班的。”他漫不经心地说。

　　“有加班费吧，应该是双倍才合理。”我说。

　　“是三倍。不过，大家都在玩，我却要工作，有得有失吧。”他回答道。

　　“好好享受节日。”临走的时候，他又送我一句祝福。

　　外婆外公给小女孩一个风筝，她一抓在手中便跑了开来，跑得像小鹿一样，敏捷而轻巧。风筝高高地飘扬、舒展开来，原来是一面美国国旗。草地上的人都仰起脸，看着空中的国旗。晚霞中，白红蓝三种颜色在天上起伏。白色表达的是纯洁和无瑕，红色表达的是勇猛和坚毅，蓝色表达的是警戒和公正。

　　国庆的早晨，我读完美国的历史，明白了星条旗的意义。接着，我填妥并递交了美国公民的申请。然后，我开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我在做什么？

　　奇怪，从前我不问也不想，大概是因为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没有这样的选择和思考。我相信，不曾跨出过国门的我的父辈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不会面临这样的困惑。同样的，在国外成长起来的我的孩子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不会面临这样的挣扎。

　　第一代的移民，总是身不由己地处在一个交界的地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此地冲突和交战，两种不同文化的背后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

　　我相信，那位从中国广东来的农民的后代会毫不犹豫毫无困难地成为美国公民，我也相信，那位看穿想透之后毅然回国的副教授永远不要也不会成为美国公民。

　　可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国移民却是大大的多数，他们在这样的时候总是有疑问、有困惑、有挣扎。我一个朋友不久前说过一句话：“我不会入美国籍，我永远是中国人。”我理解他，因为我们相识很久了。我们曾经就读中国的中文系，读完了大学部，读完了研究生院，然后，在中国文化的领域中耕耘和收获。比起任何人，我们都更中国、更汉化。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以为的。

　　谁也没有想到，在很久之后的某一天，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国度里，在一个与中国的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的环境中，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是：放弃中国的国籍，成为美国的公民。难道，面对一个新的开始，人们就必须对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历史作一个彻底的了断、彻底的否决吗？难道，除此之外，人们就没有更好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朋友的宣言，落地铿锵有声。坚决的语气，有时候并不代表着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决定，相反倒是内心深处恐慌、困惑和迷茫的最极端的表现。

　　星条旗之下的中国人会是怎么样的？将会走到哪里去？因为大家心中毫无概念，所以也就变得不知所措。

　　星条旗下的中国人，固然有从奥勒岗州来的国会议员吴振伟，有伯克莱加州大学的校长田长霖，还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隶文。他们在融人美国主流社会之后，以中国人特有的聪明和智慧，在美国以及世界的文明和文化史上留下一笔。

　　可是，星条旗下的中国人，还有被怀疑窃取原子武器情报的李文和，有被控告以非法捐款方式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黄约翰。

　　在美国千变万化的政治角逐战中，中国人常常首当其冲地成为替罪羔羊，被牺牲、被打击、被抹黑，历来如此。

　　以画《德伯特法则》闻名的美国人AdamsScon一直是我喜欢的漫画家。我几乎买他新出的每一本书，看他登载于每天报纸上的三格漫画。直到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一幅新作，明白了他对中国人的看法。

　　新作画的是一群工程师在开会。三四个人显然在讨论工程设计问题，其中有—人头戴山羊角。旁人问：“你是谁”，头戴山羊角的人说：“我是替罪羊”(影射中国人)。话音未落，替罪羊便被旁人踢到桌下。

　　“谁让你自己要来的。”旁人理直气壮地指着他说道。

　　看来，即便来到美国很多年，即便有一天成为忠实的美国公民，中国人依然还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变成道道地地的美国人。

　　所以，田长霖应该称额庆幸，自己当初终于没有被克林顿挑去当能源部长，主管包括国家核武器试验室在内的所有重要机构，否则的话，在间谍风波中，以他一个中国华裔的身份，将何以自处，又将何以处人。而吴振伟，在国会上的表态，除了呼吁大家不要将中国的华裔一杆子打翻之外，他还能说什么。

　　其实，当初大多数中国人千里迢迢背井离乡采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不见得十分明了自己究竟想干些什么，想得到些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在这片人家的土地上，自己究竟能够干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尤其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习惯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已经习惯了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似乎“往前走”本身便是一种使命。意味着所有的目的、手段和过程。于是，大家便一味地走，浩浩荡荡地往前走，生来如此地往前走，顺理成章地往前走，从来也不需要问一问前方是什么，目标在哪里。

　　突然之间，十字路口到了，天也黑了。脚下，没有道路。也没有车辙。前面，没有路灯，也没有路标。头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

　　而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却做了一个选择，一个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之下的选择：站在星条旗下，忠于这个国家的法律。捍卫这个国家的利益。

　　我因此而怀疑，对于这样的选择，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去，可以忠实不变呢？

　　1999年初，中国总理朱锫基访美，顺道看望了留美的中国学生和移民。当时的场面非常激动，几乎令人泪流满面，其气氛和感觉十分类似于“文革”期间知青家长代表团抵达江西探望自己的孩子。

　　参与会谈的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很多都已经在美国定居，是曾经宣誓过效忠美国的公民。可是这一天，他们自觉自愿无需鼓励地走到了一起，和朱铬基面对面，说着同样的语言，交流着同样的心情。历史上，我不记得有哪个国家的移民对自己祖国的领导人有如此热烈的反映，我也不记得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在他人的国家中找到如此众多的拥戴者，有如此众多的自己的孩子。

　　唯有星条旗下的中国人，唯有中国的总理。

　　当世界女足冠亚军在洛杉矶决战时，很多中国人自费前往，为中国队助威。我一个朋友和几百位硅谷的中国人工程师一起，连夜开车400英里，抵达比赛之地。他们坐在观众席上，拼命为中国女足呐喊。他们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几个美国小姑娘跑来跟他们挑战，不断冲到他们的前面大叫“美国！美国！”可是，每一次，美国小姑娘叫完“美国”，中国人的啦啦队便齐声应答：“第二！”接着的一句口号便是：“中国，第一！”

　　听完这个故事，我便想，这些中国人在于什么？他们难道都忘记了自己人籍的宣誓，都忘记了自己是美国的公民吗？

　　天彻底地暗了，晚风轻柔地从草地上吹过，国歌在罗伯森公园里响了起来。这是美国的国歌：“看吧，晨曦之中，我们骄傲地向国旗致敬。星和条经历了凄风苦雨的考验，穿越过堡垒，穿越过箭炮，我们的旗子依然飘扬在勇敢的家园和自由的土地上。”

　　所有人都自动地站起来，面对国旗的方向，庄严凝重之极，公园中一片寂静和肃穆。小女孩严肃地将右手放在左胸口，腰直了，一动也不动，这样的举动似乎不需要有人教导有人指点的。小女孩穿的白底红色的星条旗夹克在路灯的微光中闪动，她的短布裤子上洒满了蓝色的星星。

　　相信很多中国人在小女孩那样的年龄，有过那样的梦想：做一个升旗手，将五星红旗一点一点地从手心里放出去，送上天空。直到现在，那些和自己的国歌、自己的国旗、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连在一起的所有的梦想和回忆，一点一滴，一丝一缕，依然是生活在星条旗下的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最珍贵最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像大树下的根，像古井中的泉，像小女孩手中的风筝。不管风筝飘得多远、飘得多高，系线的那一头始终是外婆和外公，是外婆外公家的老房子，是老房子中的一个窗口。窗外，是不一样的月光和星光，不一样的风声和雨声，不一样的憧，际和梦幻。

　　后来，我对我的朋友这样说：国籍是不重要的，因为有一种东西是超越国籍的，我们叫它归属，文化的归属、民族的归属、信念的归属。归属是不以国籍和地域来界定的，不以群体和性别来划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籍是一回事，文化的归属和认同是一回事，而自我的界定和认知又是一回事。

　　每一个中国人终究会发现、会明白，不管他身在何方、走到何处，不管有—天他会成为哪个国家的公民、被哪个地方所收留，他依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这是事实，这是历史，这是一个中国人不可更改的Profile(档案)。这，大概也是美国人永远只能把中国人当仿中国人的原因吧！

　　我希望我没有创造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解释现实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忙于实践而疏于思考，于是很多理论在后来才被发明出来，去解释早已经存在并且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存在的总是合理的，而任何合理的现象总是可以通过解释而被接受的。

　　“轰”，当第一个焰火腾升在罗伯森公园的上空出现的时候，人们毫无道理地变得激动万分。等了这么久了，整整一个下午的等待和企盼，整整一年的等待和企盼，积聚起来，汇合起来，终于在这一刻爆发成不可遏止的叫喊和鼓掌。

　　焰火在天空中接二连三、一朵一朵相继绽放，姹紫嫣红、五彩斑斓，颜色、造型、声响配合得非常美妙，像一组交响乐。人们喜欢焰火，因为它变幻多端出其不意，因为它的美丽它的响亮，它的辉煌它的灿烂，它的阳刚和阴柔的综合、动态和静态的交错，它象征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气度和信心。

　　我想起当年第一届美国临时国会在费城起草的充满气度和信心的《独立宣言》：人，是生而平等的。人，有生活的权力、自由的权力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是相信世界大同的。相信有一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变得同样的富裕发达先进，充满生机和希望。人们无需离乡背井，也不会在黑暗的十字路口前困惑挣扎，感到无助而惶恐。那时候的人们，将生活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之下，平等地保留自己的国籍、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肤色、自己的信仰；那面旗帜便是：生活的权力，自由的权力，追求幸福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