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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延误了五个小时之后,飞机终于升空,在蓝天白云之间向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方向航行。
座舱中空空荡荡的,我一个人便占了三个位子。走廊另一边的女孩子则谁都不理,独自躺在一排四个位子上大睡特睡,在嗡嗡嗡的引擎声中睡得人事不醒。
除夕这一天,很多人选择呆在家中“坚壁清野”,以防备“千年虫”带来的可能的危害。朋友在那一天采购了大桶大桶的饮用水、大捆大捆的面包,还有很多很多的电池和蜡烛,似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我则决定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出门远行,飞往纽约,飞往2000年。
出发之前,接到朋友的电话:“你疯啦,这种时候坐飞机,唯恐天下不乱吗?”
我无话可说,心里却有点惆怅。说到底,人的心里总会有一点小小的秘密,它是无法与人共享与人讨论的。
记得很多年前,刚从学校毕业的我,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一时不知如何规划未来,很多的愿望很多的企盼很多的理想在心头徘徊。千思万虑之后,我对自己说道,好吧,从现在到2000年,还有十六七年的光景,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内至少做成几件事情如何。
年轻的时候,人总是喜欢向未来看,喜欢保证和承诺,而当人不再年轻的时候,则愿意回忆,愿意总结和反思。
那时候的2000年,真是非常遥远非常虚无,遥远得如同一个梦,虚无得如同一个永远都不会兑现的诺言。
而那时候的我,大概什么都没有,唯有时间吧。
没有想到,时间和其他的事情不同,它一天压过一天,一年踩着一年,流逝得迅猛而无情。遥远而虚无的2000年已经不再遥远而虚无,它最终一步一步地走近,来到了脚下,来到了面前,来得结结棍棍、扎扎实实、不容置疑。
说来可笑,结婚生子,如此平凡而普通的事情,曾经是当年几个愿望中的第一个。现在,儿子已经快14岁了,我时刻准备着,准备着有一天他会远离我们,走向自己的人生。
出一本自己的书,这个幼稚而固执的愿望,原本以为永远都不可能做成,结果却歪打正着,在三年前变成了事实。可是,在茫茫的书海之中,它也让我明白了“苍海一粟”的意义。
至于,实现了到美国去的最大愿望,则改变了当初所有的其他计划。
有所得必有所失。假如人们知道结局,一定不会轻易许愿。
可是,不管结局如何,我们总是和时间一起成长。时间,意味着经验和履历,意味着教训和创伤,也意味着人生的悲欢离合、起伏跌宕、荣辱祸福。
潜意识里,我确实期待着一些特殊的事件在特殊的时刻发生。所谓的惊心动魄,无非是指那些在人们有限的经验中还不曾出现过、不曾体验过、不曾冒险过的事情而已。既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不能放胆去试一试呢?
遗憾的是,这架在机场上千呼万唤出不来、搞得人心惶惶的飞机却在高空中坚固稳定自信得像个镇静的大将军,它准确无误什么事情都不发生地将很多和我一样的加州人安全地带到纽约,带到了2000年的门槛。
下了飞机,我突然认识了在飞机上呼呼大睡的走廊另一边的女孩子。
“我叫依婉,从加州的斯道克敦来。我今日来,明日乘同一个航班飞回去上班。”她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和我一起去寻找车辆。
“新年还要赶回去上班,不放假吗?”我问。
“我在医院工作,明天上班,必须赶回去。”她回答。
“那么,你今天晚上在哪里过夜?”我问。
“我没有订旅馆,在时代广场上过夜吧!”她豪爽地说。“你呢?”她追问了一句。
“和你一样。”我说。
我们哈哈笑了起来。
纽约时代广场上,像我们这样的人,一定很多吧!
二
曼哈顿人流如潮,置身其间,好像突然回到了上海的南京路,人肩挨着人肩,脚踵踩着脚踵。人民兴高采烈,彩旗五光十色,到处都洋溢着一片喜庆的气氛。
中心舞台所在的第7大道和45街早就封闭,只许出不许进。近300万的人潮从全国各地而来,从世界各地而来,不断地涌向纽约,涌向曼哈顿,涌向时代广场。
很快的,从前面的38街到后面的50街这二十几个街道在人满为患之前便管制了。接着,从前面的30街开始一直到后面的55街也都不能通行了。最后,在所有的街道几乎统统封闭之后,临近第7大道的第6大道和第8大道也不能通行了,任何人任何车辆任何理由都不行。
傍晚的阳光在寒冷的街上飘荡,小贩的叫卖声成为喧闹的人群中最亮丽的噪音:“T恤,T恤,2000年,时代广场的T恤!”,“塑料眼镜,2000型的塑料眼镜!”,“喇叭,喇叭,帽子,帽子!”真的有很多人在掏钱买,买来了便套在身上、戴在头上,招摇而行。入夜之前的时代广场就像一个熙熙攘攘的大集市。
两个乞丐半躺在街角,沉默而固执地伸着双手向行人乞讨。他们的身后是一扇红色的铁门,红得剧烈而尖刻。忙碌的行人无暇在这个街角停留和观望。他们移动的身影忽前忽后地挡住夕阳,夕阳便忽黑忽红地印在铁门上。
不远处,有一个流浪艺人正神态自若地击鼓演奏,全然不顾周围的喧闹。他前面的鼓,其实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垃圾桶。他脚下的草帽里,只有零零落落的几个分币。不过,他的心思,全在音乐里。他那样专心致志地在鼓上点着、击着、敲着、摆弄着、研究着,直到高高低低、抑扬顿挫的节奏连贯而出。
流浪艺人的身后,是纽约的百老汇剧院。剧院的门口,正亮着《西贡小姐》的广告,这个越战中的爱情悲剧在过去上演的九年中吸引了无数的观众。
有一年,《西贡小姐》到加州的首府巡回演出,我一个美国朋友驱车三个小时赶去观看,这是他第三次观看同样的戏剧。第一次在纽约,第二次在伦敦。
和蝴蝶夫人的故事一样,西贡小姐那种东方女子才有的温柔和刚烈以及对爱情的专一和牺牲,永远能够打动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男人的心。可惜,这样的女人,即便在今日的东方也几乎绝迹。人们因此只能在银幕和舞台上去寻找去想象、去回味。
到分手的时候了,我和同行的依婉互相说道:“祝你好运。”
她的身后,是时代大厦顶端的苹果灯球。每年除夕,我都在家里的电视中看它降落。它总是在一年的最后一刻,在人们倒计时的狂呼声中降落。
依婉决定留在原地,加入一组年轻人的行列。这组年轻人中的几个正在拥挤的人群中扔塑料大皮球,跳上跳下,窜来窜去,其余的则端坐在街上,厚棉袄,大围巾,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问其中的一个。
“下午2点就来了。”他回答。
“离开午夜还有六七个小时呢,你们就这样干等吗?这里又看不到中心舞台的演出。”我不解地问。
“至少可以听到音乐啊,还可以看得到时代大厦上的苹果灯球。很多人都是这样等待午夜的到来。你当然可以离开,可是就可能再也进不来了。”他说。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离开。
天还没有黑透,曼哈顿已经华灯四处,一片火树银花。纽约新闻大楼正中,红色的福克斯新闻不停地滑过,告知人们1999年最后几个小时之内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的事件。梅西百货公司的橱窗各式各样,每个橱窗中都在上演一个小故事。号称世界第一的洛克菲勒广场的百年圣诞树下,更是游人如织。
来美国十几年,从来也没有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面对过如此众多的人流,体验到如此众多的悲和喜。
时代广场,真是世纪末的一个窗口啊!
三
入夜时分,在夕阳收尽它最后一丝灿烂之前,我决定暂时离开时代广场,赶到附近的帝国大厦。
早就听说,日本人曾经试图将帝国大厦的所有权买下来,结果引起全美哗然。日本人一直都在买进美国的产业:高尔夫球场、传媒以及娱乐事业……可是,突然之间,他们却将帝国大厦的买卖变成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由此可见,帝国大厦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它象征的是美国人的自信,象征的是美国人自己以为在世界和历史上永远不会改变的地位,就像当年的大不列颠帝国之于英国民众那样。
帝国大厦确实非常俊伟,站在顶楼的栏杆前俯视纽约城,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夕阳渐渐隐退于山峦般的楼群背面,雾气开始升腾、徜徉,流水般地在地面上滑动。
此刻帝国大厦的顶端,照样也是人潮汹涌,难以觅到一小块安静之处。似乎今日晚上的曼哈顿注定了不得清闲,好像时代广场上容纳不了的一部分人流被安排到了这里,拥挤在此地守候新年的到来。
短暂而匆忙的帝国大厦之行,几乎让我失去在午夜之前进入时代广场的机会。正如先前枯坐在广场地上守岁的那个小伙子说的:“你当然可以离开,可是就可能再也进不来了。”
时代广场已经完全封闭。还没有进入广场的人们正往一个被警察指定的更加遥远的地点而去,人人都显得无聊而无奈。我则留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休息,准备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咖啡店很小,二楼的窗口却大得出奇。我在临窗的桌子上喝着咖啡、咬着三明治,一边看街上的警察如何将心不甘情不愿的人潮分流,将违规停留的车辆拖走。一个警察正在大声吆喝:“你带了武器吗,有炸弹吗?”几个带通行证的居民,早早地打开他们的手提包,接受过街检查。
树大招风。美国人在恐怖分子的直接威胁和挑战下,已经变得草木皆兵,尤其是在这种敏感时刻。而这个民族本身似乎也很矛盾,他们有时候很放肆很狂妄,有时候却很谨慎很小心,有时候很冒险很不要命,有时候却很仔细很要命。
一个老人走过来,问也不问地坐到我的对面。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都变得容易接近,没有隔阂了。老人走得热了,顺手将大衣脱下,放在椅背上。他向我笑了笑,便开始说话:“我从弗吉尼亚过来,坐长途汽车到的。”
“是第一次到纽约吗?”我问。
“不。我以前住在纽约,退休后才搬走的。纽约太贵了,人又太多。”他说。
“在纽约时,做什么工作呢?”
“出租汽车司机,退伍之后就一直开出租。所以,对纽约很熟。我有一个老朋友,老远地从德州过来,今晚就住在时代广场的旅馆里,我一会儿要去和他会面。”
“那么,你是退伍军人了。打过仗没有?”我又问。在美国人的记忆中,越战和韩战是他们始终无法释怀的部分。而这一代的老退伍军人又大多与之有关。
“没有。已经和平了,不打仗了。”他回答。
“你很运气啊。是个和平时代的军人。”据我所知,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平民志愿入伍,对军人有非常优厚的待遇,包括医疗和退休的待遇,以及退伍之后免费入学的规定。从前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一个美国人,就是在退伍之后接受政府的资助,免费读完了著名的康乃尔大学,并因此而成为非常出色的工程师的。
“对的。从军,是和平年代最好的职业,战争年代最糟的职业。”老人对此表示同意。
我因此而想到白宫对面一个叫作“皮其奥”的人。我看过关于她的报道:这个妇女自1981年以来就一直宿营在白宫对面的公园里。白天,她就在白宫对面的街上,向往来的行人和游人呼吁,呼吁世界和平、反对核战争,十几年如一天。
听说,有一天中午,当时在位的里根总统还亲自走出白宫,穿过白宫前的弗吉尼亚大道,来到她面前和她握手。
越战和韩战给了美国人很大的刺激和教训,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战争,祈祷和平。可是,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太平。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热血沸腾,有些美国人也不例外。
海湾战争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同事在休息室中高谈阔论,说这场战争多么应该,否则就会如何如何。我便说:“我们邻居家有一个小孩,坏得不得了,成天闯祸。可是,谁也不会因此而冲到他的家中去,把他痛打一顿。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冲到人家中东去把伊拉克人痛打一顿呢?”
我知道自己很不礼貌,可是,我多么希望大多数美国人反战的努力卓有成效。到过华府的人都会去越战纪念碑和韩战纪念碑凭吊一番。人们在墓碑上看到一道道凿刻下来的冰冷的名字和一张一张凸现的英俊的脸,无疑是在看一个个年轻生命在眼前走过、离开。在那里,在矗立的韩战纪念碑和越战纪念碑前,人们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让它们成为美国人最后的两座战争纪念碑吧!
坐在我对面的老人,是个罗嗦的人,不停地讲话,一直讲到吃完手中的冰淇淋圣代,还意犹未尽。
这时候,他站起来穿大衣,然后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样好了,你跟着我进去。我有通行证,我要去时代广场的旅馆见朋友。”
“噢,太好了!”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没有想到,偶然碰到的这个老人,偶然的一场关于战争的谈话,居然让我绝处逢生。
四
我跟着老人,穿过警察的检查,来到时代广场。和他说了再见、谢谢一大堆话之后,一个转角,才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时代广场的中心舞台。
夜已经深了,寒风凛冽,等待的人群却不甘寂寞,三三两两地搞得热火朝天:聊天的聊天,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
中心舞台的旁边搭出一个高大的摄影棚,长长的摄影机像一只细而长的手臂,上下左右移动伸展,每到一处,便引来人们疯狂的呼叫声。
舞台上的演出断断续续,每半个小时便换一轮,一直要持续到清晨6时才结束。服装是绚烂的,歌声是高亢的,灯光是亮丽的,加上道具和喷雾,不管节目的质量和内容如何,这一切已经营造出了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午夜真的来临了,等待了一天的人们突然有一点紧张,有一点不自然,有一点不确定。所有的人似乎都一下子安静下来,屏息静气全神贯注地仰望时代大楼上显示出来的时刻表:“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新年快乐!”随着苹果灯球的降落,时代广场上一片沸腾,人们跳跃着呼喊着,拥抱在一起。
五光十色的纸片从天上雪花一般徐徐缓缓,却是铺天盖地地飘落下来,洒在人们的头上、肩上、身上。人们脚下很快堆积起一层彩色的纸屑。我弯腰从地上拣起一把,看到二英寸见方的纸片:红的,绿的,黄的,蓝的,紫的。
我抬头望空中,五颜六色的灯光中,五颜六色的雪花仍在飘荡、旋转。天、地、人,在这样绚丽的旋转着的色彩中融成一体。
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样的节目,也不知道是谁在这样的时刻进行着如此宏伟的工作。总之,我看得有点目瞪口呆、心乱神迷,还觉得有点“惊心动魄”。
新年,2000年,正以它独特的姿态、独特的色彩、独特的魅力,在希望和欢乐的气氛中翩然而至。它不只意味着过去的终结,也预示着崭新的以及令人心动的未来。世界的和平、昌盛无疑将成为新千年中人们所追求的目标。
天更冷了,寒风从四面八方侵袭过来,将地上的纸屑从街的这一头卷到街的另一头。我走人附近的麦当劳取暖,顺便喝一杯咖啡。麦当劳的楼上已经关闭,一个彪形大汉守在楼梯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于是,所有的人都拥挤在底楼,两扇临街的玻璃门频繁地开开闭闭,人们踩着彩色的纸屑裹着冷气在狭小的店堂中进进出出,原本干净而体面的店堂地面也变得五颜六色、一片绚烂了。
几天之后,在离开纽约之前,我又来到时代广场。
广场已经恢复原状,舞台拆了,纸屑整理干净了,喜庆的气氛也不复存在。
同样的麦当劳重新变得干净而体面,没有喧哗,没有拥挤,三三两两的客人坐在角落里,悠闲而镇定。
一切都像时间一样,它们按部就班地来了,不动声色地走了。能改变的,只是这些人,这个世界。
我从窗口看出去,街上到处是行步匆匆的人们。大家严肃而庄重,目不斜视自管自地奔向一个确定的目标。
我找到一部公用电话,用我的电话卡给朋友打电话。
“下班了吧,在做什么?”我问。
“喝水,吃面包,努力消化储藏室的食物。真头痛,‘千年虫’没有来,这些东西倒成了我的‘千年虫’。”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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