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于自己习惯的东西总是非常坚持的。

　　就拿中国人来说好了，且不提新移民的情况，即便在美国定居了很久的华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不但坚持吃中国的饭菜，还顽强而固执地说着自己的语言。

　　台湾人在一起，必定讲台语；广东人或者香港人在一起，肯定讲的是广东话；上海人碰到了，讲的也必然是上海话。叽叽呱呱的，管他旁边有人没有人，管他旁边的人听得懂听不懂，只要自己尽兴便好。

　　有时候，台湾人会和广东人在一起，广东人会和上海人在一起，台湾人也会和上海人在一起，那么大家便退而求其次，都用国语来交流。再有的时候，中国人会和美国人在一起，工作关系也罢，生活关系也罢，当大家不得不走到一起的时候，便毫无选择地讲英语。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共同的语言代表着共同的历史背景，也代表着共同的文化归属。方言代表的是某个地方和群体的特征。国语代表的是共同的国家和民族的特征，而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英语至少代表着地球上一部分人类的特征，它毕竟可以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与其他星球上的“怪物”区分开来。

　　对于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假如可以任由自己选择的话，第一不会选择讲英语，第二不会选择讲国语，最方便最习惯最固执地被使用的是一种代表着人际之间最亲密、最核心、最共同的关系的语言：方言。

　　这个原则大概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的一个同事，是印度人。她告诉我，印度也是一个有很多种方言的国家，和中国的情形相似，方言和方言之间完全无法沟通。他们当然也有一种共同的语言，类似中国的国语，叫做“Hindi”。在印度，中小学生在学校里使用两种基本语言，一种是方言，一种便是共同的“Hindi”。到了大学，尤其是一些教授机械工程和化学的大学，教科书和课堂的用语就必须是英语。所以，比较中国人的工程师，有些印度人工程师能够讲更加流利、更加标准的英语。可是，任何时候，当印度的员工凑在一起，他们只讲印度话。

　　同事11岁到美国，现在已经将英语讲得非常棒，和任何人交流都没有困难。她的办公室在我的对面，当办公室门敞开的时候，我便可以听到她在电话上与人交谈。公事公办，自然用英文。私事的话，则用印度的语言。这种印度的语言像是没有标点符号，长长的、密不透风、瀑布似的没有间隙地流出来。我常常在听她讲这种语言时，不自觉地将一口气憋在喉咙中，等待着她语言之间自然的停顿；等不来的时候，便有厥过去的感觉。

　　我猜，大多数的时候，她讲的不是“Hindi”，而是自己习惯了的方言。她曾经把这种方言的名字写在纸上，给我看。那是一个很别扭的字，非常拗口，叫做“Gyjarati”。

　　美国是山个多民族国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语言的多元是必然的现象。；美国的政治提倡公平，美国的法律则保护公平，包括语言的公平。

　　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很多其他国家的移民更加理直气壮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一位华人在美国的电话公司任职，很多年了，一直做市场调查的工作。她英语说得不错，否则也不可能胜任这份工作。不过，她说得不错的英语中免不了夹杂一些外国口音，让人一听就知道她并非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有一天，她的位置被其他人代替，自己则被遣散回家。对此，她上司的唯一解释是，她的英语不标准，有口音。

　　官司就这样打起来。几番周折之后，美国的法庭判决这位华人员工胜诉。这家美国人的电话公司不得不承认错误，并对华人员工作出赔偿。

　　还有一个案子，更是因为语言冲突而引起的。一位外国的移民在工作场合与同事交谈，使用的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懂的外国话。他的老板非常生气，将他解雇了。事情闹上了法庭，法官同样判决员工胜诉，理由很简单：不管是什么人，都有选择语言的权力；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语言的问题而受到歧视。

　　由此可见，大凡公开的场合，按照正常的道理，各种语言理应受到相同的尊重，就像各种文化和各种民族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多元的社会中理应得到相同的待遇一样。在这方面，无论出于政治的考虑还是出于商业的考虑，美国地方和联邦政府确实作了很多冠冕堂皇的文章。

　　我曾经在飞往加拿大途中，到西雅图转机。在转机逗留的几个小时中，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西雅图机场有南北两个机场大楼，连接它们的是一条全天候启动的地铁。我们下飞机上地铁，在地铁站前看到的是四种文字标识的运行图和站台名，它们分别是中文、日文、韩文和英文。这时候，地铁的扩音器开始自动播报站名，用的是两种语言：日文和英文。在如此规模的美国机场听着日本话、看着中日韩三国的文字登堂入室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经验。

　　西雅图机场的东方文字和语言将美国人宽宏大量的表面文章做到了极致。可是表面文章毕竟是表面文章，是做给人看的官样文章，或者是因为利益关系而不得不如此的商业文章。否则，在美国严密的司法管理之下，就不会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违法犯法，公然开除不说英语、甚至英语说得不标准的员工了。

　　在一个大国富国强国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有激进的、有贫穷的、有谦虚的、有开明的，也有傲慢自负、心胸狭窄，还有更多的天真幼稚、自以为是的。

　　撇开官样文章和商业文章，撇开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这些普通的美国人在语言问题上的观点才真正代表了美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如果这些普通的美国人能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无所顾忌，就像回答很多个人问题那样随意、真实的话，我相信答案一定是负面的。

　　不喜欢，不习惯，不能接受，而且，“你们讲的那些外国话几乎把我逼疯了。”这是我工作过的一家公司的美国人总裁说过的真实话。这句话非常自然地反映了像他那样的普通美国人在语言问题上的态度。

　　我总共在这家公司做了五年。五年中，总裁便换了三次。

　　第一任总裁是台湾人，二十多年前加州伯克莱大学电脑专业毕业的工程师。他当权期间，自然雇佣了很多中国人，各个部门都有。所以，当时公司中的中国人是多数民族，国语是办公室中高级的通用语言。而美国人则是公司中的少数民族，英语是大家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使用的语言。

　　第二任总裁是个在中东出生的混血的外国人，父亲是伊朗人，母亲是法国人。他当权期间，自然雇佣了很多中东地区来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于是，中东地区的伊朗话和中国的国语始终是公司中并行的两大语言体系。当然，大凡开会和讨论工作，英语则是唯一能够交流的语言，是一种非常官方的专业的语言。

　　这位美国人是公司的第三任总裁。当权初期，毫无例外地雇佣了很多美国人。但是，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的原因，这个公司始终是一个联合军团，就像硅谷其他很多的公司那样。不过，他对公司中其他国家来的移民还算客气，也很克制。而对于公司中各种方言各霸一方的事实，他也只能听之任之，倘若有什么意见不得不说的话，最多用非常婉转的方式提出请求。

　　比方说，假如有人在餐厅聊天、用外国话高声谈笑时，他会派人来说：“请各位把音量调低一点，好不好?”。假如，他想对中国的员工表示友善的话，他便会说一句不伦不类的中文“你好”。

　　我唯一一次和他在语言上发生冲突的是公司销售经理离开的那天。这位销售经理是个非常出色的小伙子，来自台湾。他在美国完成的电脑和经济学两个硕士学位，对推动公司的科技产品帮助很大。不过几年的工夫，他便替公司在亚洲地区赤手空拳打下一大片江山。

　　他辞职的那天，到我办公室来道别。我们很自然地用国语交谈，我静静地听他将自己这些年的思考以及对公司的忧虑告诉我。激动之处，声音便很大。

　　我办公室旁边，有一架彩色打印机。那时候，总裁正在那里弄他的Presentation(演讲稿)。几分钟之后，他径直来到我们面前，非常不客气地说：“你们最好闭嘴，或者，把门关起来。”

　　我听了不太高兴，也很不礼貌地对总裁说：“我不希望我们的对话被打断，你可以关门，我们也可以关门，互不妨碍。”

　　他没有料到自己手下人会有这种反应，愣了一下之后，才转换语气、客气地问：“我能不能替你把门关上?”

　　“当然可以，谢谢你!”我回答道。

　　后来，在一次小型工作会议上，总裁特地提到了语言问题。有人问他：“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语言非常反感。如果你的理由是正当的，不妨说出来听听，如果足以说服人的话，大家一定会接受的。”

　　我也相信，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态度，反感也好不接受也好，其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像中国人碰在一起，便习惯讲中文一样自然。如果说，中国人对于印度人说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语言，伊朗人说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语言不反感、不生气，仅仅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经验。理解的基础，总是来源于个人的独特经验。美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不理解、反感，所以他们觉得被冒犯。

　　“我对外国话非常尊敬，并不反感。”总裁说，“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说英语。会说英语而选择不说，是对其他人的不尊重。”

　　“我从前负责市场和销售方面的工作，习惯了从客户的目光看公司的一切。公司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宣言，都是公司重要的组成部分，组成公司总体的形象。”

　　“假如有重要的客户到公司来，恰巧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的员工在工作的地方、工作的时间说着他们无法理解的语言，这在我看来，至少有不友善、不礼貌、不尊重、不在乎的意思。”

　　总裁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相反很具说服力。

　　在商言商，商业的利益永远至高无上，这就是美国文化。如果说，公司员工说外国话是语言问题，大声地说外国话是文化问题；那么当商业利益摆到台面上来时，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就必须服从商业问题。

　　总裁的话虽然有感而发、就事论事，似乎与文化问题无关。不过，这样的意见也一定代表着一般美国人对外来语言的态度。

　　当一个国家主流的民众不愿意被外采语言和文化包围，而外来语言和文化又被外来的少数民族坚持并且大张旗鼓地自行其事时，语言的冲突就会发生。

　　这些年的加州，尤其硅谷附近的一些城市，中国移民增长速度极快。不过，这一代新移民全然不同于百年来唐人街上的中国移民。唐人街和唐人街的中国人象征的是古旧的中国，是有点神秘、有点愚昧、有点无知的过去的中国，是一件古董；现代的移民，代表的则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能力和财力的中国人。他们的雄心和口味也全然不同。

　　为了适合这样一些中国人的需要，很多新型的中国人广场和商业区在硅谷以及硅谷附近的城市建立起来，它们和美国的大型市场一样，干净、整洁、宽敞、舒服。

　　可是，唯有一样是无法改变的：语言。

　　商店的中文招牌大得招摇，售货员讲中文讲得无法无天。

　　这种习惯了的东西，在固执的中国人中已经根深蒂固，针插不进、雷打不动。

　　美国人对此自然非常反感。从前的他们不抱怨唐人街，他们已经将唐人街看成一个展览和旅游的地方，现在的他们却不断写信给报社，表达自己的反感。他们说，走人中国人的广场和商业区，无法交流、无法购物，好像到了其他国家。

　　这让我想起上海报纸上时常出现的评论。大致说起来，中国人也不希望在自己的地方看到外国名字和招牌泛滥。中国父母给自己孩子起丽莎、琳达等外国名字，会受到非议；至于以莫名其妙的外国字作招牌的商店和企业，更会被大家嘲笑一番。

　　将心比心，美国人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的公司和企业是一个一个的小社会。在公司以及企业中出现的语言冲突，不但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也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大环境。

　　多数的族群和团体在坚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时，是否要尊重其他少数族群和团体的语言和文化、尊重次流社会的心态和观点，而少数的族群和团体在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时，是否应尊重多数族群和团体的语言和文化、尊重主流社会的心态和观点等，这些问题一直都在影响着美国文化的大环境。

　　其实，语言之间的摩擦、对立和冲突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反映了社会上多数的主流的民众和其他少数的次流的民众在文化问题上的差异性。互相对骂和仇视，或者互相指责和轻视都不能解决问题，求同存异的唯一方法大概便是交流、理解和协商。因为语言的问题，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一条双行道。

　　各种文化的融合需要时间。

　　时间，意味着进化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