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是一定要写的，就像戏剧落幕之际，演员会上台来鞠躬谢幕，或者球赛结束之时，球员会出场来挥手致意一样。这是礼节，是惯例，也是一种交代。

　　问题是，谁来写，写什么。

　　1998年回国的时候，到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见了老朋友、老同事、老上司，并在拥挤而喧闹的社长办公室里找到了已经是社长的赵昌平。大家天南地北乱聊一通，临走之前，我却没有忘记将自己在台湾出版的散文集恭恭敬敬地送上前去。

　　赵昌平接书过去，先翻第一页，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便理直气壮地将书撂在办公桌上，算是看过了。

　　我猛然清醒过来。

　　这是古籍人的习惯，恐怕也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了。一本书，总是先读第一页，书的第一页通常是序，现在叫前言。接着读最后一页，书的最后一页通常是跋，现在叫后记。忙碌的人们总是在读完了前言、后记之后才决定要不要继续读正文。而对于一个研究古籍、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而言，大概没有什么资料比序和跋更重要了。

　　我因此而感到非常抱歉。

　　难怪作者愿意请有名望的人物出场，替自己的书作序作跋、压阵压轴。因为，如何写序与跋，写些什么，由谁来写，有时候确实非常重要。这不但是包装、宣传的问题，也是为了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Expectation（期待）。

　　后来，我遇到了当年大学的同学、现在是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孙颥，谈及这个问题。大概我已经不是他的同行或下属，也早就不算什么正式的文人了，所以我们关于文学和书籍的讨论非常诚实和坦白。谈话结束之后，我对他说：“你的一些观点实在非常好，如果写下来就是一篇文学评论，可以放在任何人的书出来的时候，那些就是我的后记。

　　他并没有反对，只是建议道，如此的话，我应该先把作品让他过目一遍。可见，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如果所有的前言、后记，都需要通读全书之后再下笔，那么写的人岂非更加辛苦更加吃力。

　　幸好，也有不太一样的作者。

　　香港的作者通常出书不用前言、后记，干净、利落到了极点。他们的文化就像他们的为人，不作表面文章，真实、诚实到极点。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人中，香港人是最西方化的。

　　我欣赏的香港作家之一亦舒，写作几十年，出书几百部，似乎从来没有前言、后记。她在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的书，规格千篇一律，第一页必然是版权宣言，最后一页必然是小说广告，多少年都不变。

　　既然这样，作家们何不自己来写前言、后记，一方面对读者作个交代，另一方面也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概。

　　我其实是感谢赵昌平和孙颥的，他们是作家、也是出版界的行家，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对我而言总是十分重要的。我有时候会想，假如我一直留在古籍，像他们以及我的其他同事一样，在中国文学和出版事业上耕耘十几年，那么今天的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可是，我毕竟选择了离开，这道题目无解。

　　在美国的开始几年，是个痛苦的过程。我的中国文学素养和工作经验不但没有帮到我，反而成为一个最大最沉重的负担。于是很多年中，我尽量不读书、不看报、不写中文、不碰序与跋，我希望脱胎换骨，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可是，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终究是个边缘人。

　　来美国之前，我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编辑和研究者，有中国文学的硕士学位。来美国之后，我是一个美国金融财务的执行者和操作者，有美国商业管理的硕士学位。可是真实的我，充其量是个中立的旁观者，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当中游走，两边似乎都不到位。

　　旁观者也有旁观者独特的生活体验、切身经历。旁观者也有旁观者独特的立场观点、意见想法。如果旁观者将这些说出来、写下来，那么旁观者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地变成了参与者。

　　《星条旗下》，就是一个中美文化的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告白。

　　这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张民权先生。我相信我们是同代人，经历过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相同的事件，所以有不少共同语言。

　　我们有时候通信、通电话，有时候互相发传真、发E-mail。有时候因为我连续跳槽，不断更换工作地点，互相之间会失去联络，不知去向。可是，不管发生什么，这些年来，张民权先生始终关心着我写书的进度、文章的质量，不断寄相关的书籍、文章以及意见给我。

　　《星条旗下》不但有作者的心血，更有着编者的心血。

　　另外一个人也是必须提到的：田新彬，美国《世界日报》散文版的负责人。本书中的一些文章曾在该报上首先刊登过。

　　《世界日报》网罗了很多有名气的作者：比方说大陆的王蒙、白桦、余秋雨、刘再复，比方说台湾的白先勇、余光中、张晓风、隐地。可是，田新彬却依然能够以平常之心来对待任何人的文章，多少年来也始终如一地腾出版面来发表像我这样平常之人的文章。

　　我与她素昧平生，通信五六年，一直到去年秋天才第一次见到她。那天她刚下飞机，满面倦容，我却一把拖牢她去旧金山看百老汇歌舞《永远的探戈》。歌舞开始不久，她便倒头酣睡，一路睡到终场。同行的还有台湾女作家刘静娟，刘静娟笑眯眯地对我说：“旧金山很好睡。”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方正耀和我的儿子Daniel。

　　丈夫到美国来经历了更多的磨难。男人是不容易屈服和改变的，所以注定了要承受比女人更多的痛苦。

　　来美国之前，丈夫在华师大教学、写书，一直都非常勤奋。我听过他的课，课堂上的他神采飞扬，魅力十足。我也读过他的书，做学问的他天圆地方，一坐就可以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动。那时候，课堂书桌和图书馆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

　　到美国来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永远扔掉了曾经拥有过喜欢过并为之奋斗过的事业。他开始经历一种从前的他根本想象不到的粗俗低贱、毫无尊严的劳力者的生活。

　　十几年之后的今天，丈夫是一家工厂的工艺流程工程师，负责安装检验和维修全部电脑自动化的机器。他非常聪明、无师自通，是个对任何问题都锲而不舍的“三脚猫”，工厂里上上下下的人因此而对他礼让三分。可是，他没有喜欢过美国，他根本不可能喜欢美国。他之所以还呆在这里，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儿子Daniel，三岁半那一年回到我们身边，就跟我们一起经历所有的变迁。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其实不是第二代的移民，而和我们一样是第一代移民。

　　我一直都记得儿子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发高烧不能到幼儿园去，而我们又必须去上班，于是便把他一个人留在家中。中午的时候，他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说：“我刚刚到厕所去的时候，腿很痛很痛。妈妈，我难受极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知道他高烧很厉害，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请假。一项工作必须在那一天完成。我便在电话上告诉他如何自己倒水吃药，如何盖一条被子睡觉发汗。

　　待我黄昏时分匆匆到家的时候，他弯着小小的身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被子盖在身上，水和药留在桌子上，一切都做得准确无误，我一时心痛如割。五岁的孩子，在国内，在富裕的家中，一定还在父母或者祖父母的怀中撒娇，而我们的儿子却要学会忍受寂寞和恐慌，学会如何照顾自己。

　　很多个应该讲故事而我没有讲故事的晚上，他总是悄悄地走过来，站在我身后看我在电脑前工作或者写文章，几秒钟之后，默默地走开，走到自己的房间里铺床睡觉，不来打搅我。

　　现在的他已经比我还高了，课业全优，人缘奇佳，年年都是校长的荣誉学生之一。可是，他仍然有这样的习惯：悄悄地走到我的身边，看一看，一语不发，几秒钟之后，再默默地离开。多少个想提出来而终究咽到肚子里去的难题，就这样靠他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我向来没有什么运气，每一样东西都得来不易。唯有我的儿子．是上帝赐我的礼物。

　　我还能够在朝九晚五（应该是朝七晚七）之余思考和写作，是因为我的丈夫和儿子给了我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