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在我幼年时期曾亲眼见到过孙中山先生。记得那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我父亲李烈钧将军担任广东大元帅府总参谋长，孙中山任大元帅。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广州市士敏土路，孙中山先生常来我家与父亲商量军政大事。我当时3岁，先生常摸着我的头说：“大头仔、大头仔。”

　　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逝世。北京临时政府决议为其举行国葬。父亲李烈钧将军后来对我说，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决定3月19日把先生遗体移往中山公园社稷坛公祭。当天上午11时15分，黄惠龙、马超俊等8名国民党员将灵柩抬出。其他人分为三组轮流抬棺。我父亲分在第三组，一路护送至中山公园。3月23日国民党党内举行公祭，24日、25日向各界民众开放，父亲印象很深的是汪精卫在护送灵柩以及到中山公园公社稷坛时多次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没有想到后来他竟然公然背叛中山先生，做了汉奸和民族罪人，当时是一点也看不出来。4月2日，孙中山先生灵柩再次移往北京远郊的香山碧云寺内。遵照孙中山先生遗言，葬事委员会议定在南京紫金山之阳为其建陵。

　　1929年春，中山陵大体告峻，国民政府组成奉安委员会，5月26日灵车沿铁路南下至南京举行公祭。我还记得，5月30日孙中山先生的女婿戴恩赛来上海接我父亲赴南京参加奉安大典。父亲当时身体很不好，不能出门。所以派只有10岁的我当他的代表去南京。到南京后我住在中央党部。6月1日清晨，我们坐马车到中山陵，一路上气氛肃穆。到了中山陵山门口，前面看到很多人在往上缓缓地抬升灵柩，戴恩赛牵着我的手缓缓走上台阶，走在我们前面的有蒋介石、宋庆龄、宋美龄等我们离得很近，走到中山陵上大堂，大家列队向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父亲李烈钧将军生前多次说过：“中山先生光辉卓越的一生，堪为国民之父。”但据我所知，真正把孙中山先生尊为“国父”要到抗战期间，当时我已在黄埔军校就读。1940年4月2日，我从《中央日报》上看到，“昨日（4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通令全国，鉴于孙中山先生对国家有无可取代的贡献，特别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决议给予‘国父’之尊称！”当时正值抗战如火如荼之际，把孙中山先生尊崇为国父，这对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提升抗战士气，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事业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今天在座的也有很多是我们黄埔同学。孙中山先生是我们黄埔军校的创校总理。直到今天海内外只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终生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记得1999年台湾原陆军总司令，黄埔24期的陈庭宠将军托人辗转两岸三地赠送给我会一尊孙中山先生坐像，这表达了台湾黄埔同学立志继承中山先生的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坚持祖国统一的立场。当前，海峡两岸关系形势仍然严峻，遏制“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地区稳定已经成为两岸同胞最紧迫的任务。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现在恰逢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孙中山先生革命历程和革命思想，对于深入开展反“独”促统运动，维护祖国统一，是弥足珍贵的。

　　今天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